生死百家乐，拔一拔澳门赌徒的奇葩人生【22】

（第七章/23）

这是我第一次在外地过年，对林秋宜而言也是如此。但是不管在哪儿过年，过年这个原本最具节日气氛的传统项目给我的感触已经日渐薄弱，甚至于可有可无了。不太正宗的大鱼大肉、蓝版芙蓉王和中华烟、没完没了的牌局和这样那样的同学聚会，如此等等。如今一到过年挂着全国各地牌照的汽车把小小的梅山县城挤得水泄不通。这些超量的汽车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仿佛过年期间梅山地区所有的人都只是在车上度过。他们二十四小时都在路上开着车嚷嚷，互相打着招呼，喇叭声响个没完。以至于有次上街时顾海突然转头跟我说，过年其实就是一场别具意味的车展——大家一年到头在外面混得好不好，开车出来溜溜就知道了。加上我同家人的关系也日趋冷淡，所以我就越发不喜欢回梅山过年了。

在异乡过年的感觉跟你去外地旅行差不多。许多看上去精彩纷呈的东西实际上跟你没什么关系。更可怕的是你自己心里也清楚如果你真的融入到那些事务中去那它们表面那层光鲜的色彩马上会褪进而变得索然寡味起来。一切看起来都很客气很光彩，但同时你又不能靠得太近伸手去揭穿它们——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第七章/24）

我和林秋宜静静待在人群散尽的校园，尽量不提过年的事。平时仿佛总是某个角落有社团在搞演唱的校园此刻显得非常的安静。这会你若闲步行走在校道上，不免会嫌它宽阔得有点离谱。一些树叶间或掉落，听得到它们擦过树梢和着地的咔嚓声响。即使是在冬天，北回归线以南的S大依然有好些花儿执著地盛开着。在北回归线以南有一种叫紫荆花的树，S大也到处都有。这种花的花期极长，从十一月一直开到来年三四月。此刻它们正开得茂盛，整个校园都仿佛要被它们点燃了一样灿烂。那些较偏僻无人打扫的地方，花瓣足足落了厚厚一层，像下雪一样。每次路过这些树，但见落英缤纷撩人眼目，那情景甚是动人。

每到傍晚时分我们就开始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行走，一圈又一圈，直到夜色渐浓。一路上我们总是说个没完，仿佛我们五分钟前才刚刚互道姓名相见恨晚。其实大部分内容都是聊过的，但我们每次都像第一次发掘到这个话题似的乐此不疲。有时候我们把彼此当成垃圾娄，尽情大倒苦水。有时候我们把彼此当成自己的粉丝，侃侃而谈说起自己平时根本不起眼的才华和技能。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把彼此当成一面镜子，观照出自身的缺撼和不足。

图书馆、荷花池、体育场、水库、以及被亚热带各种树冠高拔的植物所遮盖的林荫小路，我们在此热切交谈随意行走，兴之所致就在路边相拥而吻。如此寂静的校园，有那么一些时候你甚至听得到彼此的心跳。那些幽暗的角落被点点路灯照得光影斑阑，总仿佛有人躲在那儿背向着我们低语轻诉。如此流连往返的时间里，我们一点点忘掉了生活中的不快和即将而来的各种困难和压力。时间仿佛被分割成许多精细的小块固体，我们躲在其中最惬意的一块里获得了短暂的永恒，就像琥珀里面的一对相亲相爱的昆虫，直到永远。

（第七章/25）

那个寒假以及随之而来的大三下学期是我大学四年最欢乐的时光。有段时间我甚至完全把百家乐之类的玩艺都已经抛诸脑后了。我不得不承认对付宅男的最好良药就是找个女朋友。我开始比较有规律地同林秋宜一起去图书馆借阅一些原本就想看但是没来及看的著作，甚至也开始勉为其难地看一些文学史和文学评论类的书籍。

我比较中意的作家依然以罗叔卡博为首，其次是村上春树以及由他一脉相承的美国作家比如菲次杰拉德，塞格林，钱得勒以及卡弗。俄国作家主要读过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欧洲方面则只是粗略读了下康拉德的一些作品。至于国内的现代文学我了解得非常少，王小波和残雪算是唯一两个称得上熟悉的——他俩的文风截然相反，一个关注当下口味极重，另一个则完全不食人间烟火。顾海寄过来的《梅山简史》我也花时间仔细通读了两遍，对其中关于行巫和咒语描述的细节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但不管怎么说我的阅读量在中文系算是少得可怜。问题是很多时候我宁可一遍又一遍地重读罗叔卡博的经典作品也不想把时间花在那些徒有其名的主流作品上。

林秋宜则刚好相反。她几乎读完了所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作品，然后是其它几个大的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比如法国的龚古尔奖、美国的普利策奖、日本的芥川奖，甚至连国内的矛盾文学奖也没放过。她的理由是既然文学作品浩如烟海，那总得通过某些门槛和标准来筛选一翻，而最可靠的莫过于各大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慎重评选出来的作品。她的说法倒也在理，不失为一种明智稳妥的做法。但若让我如法炮制却是绝无可能——容忍别人观点的同时，我依然会我行我素。对这一点我倒认得很清楚。因为左手长着六个指头，我从小就被梅山的人们认定会因为赌博而悲惨一生。我不服气的并非我会因滥赌而悲惨一生，我只是不明白他们凭什么认为我就不能战胜赌博，全身而退。有时候我不禁想如果不是因为在赌这口气，我是不是还会对百家乐抱着那么大的兴趣和百折不回的勇气。

罗叔卡博曾说，欲念本身就是一种魔力，它无形中引诱我们朝它的方向而去却让我们误以为是在坚持自己的理想而无怨无悔。

（第七章/26）

从大四开始，大学生活就变得紧张起来。

首先课堂上的人突然多了起来，好像大家都生怕漏掉了什么重要的事。那些平日里都不知道去哪儿鬼混的家伙一个个衣着光鲜地准时跑来上课，对毕业论文的内容、格式、考核要点和答辩流程等都逐一确认清楚。实践课题和素材方面能省就省能抄就抄，但论文的结论和形式务求新颖别开生面。其结果就是论文答辩时每篇论文乍一看都仿佛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文学研究方向并有所突破。有研究现代诗歌流派演变的，有对古典文学作性学探讨的，有把拉美文学同中国乡土小说做比较研究的，甚至还有研究文革大字报的伦理基础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所有这些名头甚响的论文在细节推理和论据方面，要么是闪烁其辞，要么偷梁换柱，有的甚至张冠李戴，自相矛盾。而负责答辩的导师虽然对此心里有数，但毕竟台面上来说这些论文也都还过得去。立意宏大主旨鲜明，形式妥当论点新颖。况且如果答辩不合格的人太多也会影响到学院的声誉和导师自己的绩效奖金，所以基本上只要形式和结论上没有硬伤的论文都能顺利通过。所谓硬伤主要指意识形态的错误。比如我所在班级唯一没能通过的论文，其论点居然是胡兰成之流的散文作品在汉语现代散文中排名前三，只有周作人和沈从文的某些作品可与之相提并论。那哥们完全不懂国情，这种观点谈恋爱时哄哄女生也就罢了，若拿来当论文正儿八经地答辩岂不是拂了导师的薄面和底线。

而我唐德虽则一贯吊儿郎当，好在我对这些世俗功利的车路和马路也算心中有数。在我看来应对所有流于形式的事情最恰当的方式就是完全以形式来敷衍之，既不动情也不动怒，完全表现得随波逐流即可。可骨子里我却非常倔强任性，一味我行我素，不到黄河不死心。这种处世思维和性格特征截然相反的结果就是我往往以最为符合世俗礼仪典范的行为举止做出最不为世人所耻的事情来。